这场关于二里头文化、二里头遗址历史文化属性的讨论-和县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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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历史-这场关于二里头文化、二里头遗址历史文化属性的讨论-和县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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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:很多人把這場學術討論理解為完全對立的兩種學術觀點的辯論,這是不對的。這場關於二里頭文化、二里頭遺址歷史文化屬性的討論,實際上並不是「夏」與「非夏」的爭議,而只是關於現階段對相關問題如何表述更加科學、合適之商榷。因為,在下述問題上,雙方是完全一致的:二里頭文化是進入國家文明的文化遺存,是時間上位列商王國文明之前的王國文明;二里頭遺址是王國都邑遺墟,其時間位列商王國最早都邑之前。正因如此,「存疑方」才大力倡導二里頭遺址「最早中國」說,並認為如果一定要追問二里頭文化、二里頭遺址的歷史文化屬性,那麼最有可能是夏王國文化、夏王國都邑——只是缺乏文字實證。

記者:到底在爭什麼呢?是對「最早中國」有爭議嗎?

作為一種文化現象,尚在持續的爭論對「最早中國」產生了影響嗎?公眾應該如何理解二里頭遺址的考古成就?人民日報海外版「世界遺產」版記者為此採訪了杜金鵬(以下簡稱「杜」)。

海量的甲骨文文字,預示着在商殷之前一定經歷了漫長的文明鋪墊過程

杜:哪有那麼誇張。確實存在不同意見,但學術討論是好事。我要再次表述一下自己的判斷:即現有考古發現表明,與史傳夏王國最為符合的考古學文化,就是新砦·二里頭文化——更確切地說新砦文化可能是早期夏文化,二里頭文化可能是晚期夏文化;二里頭遺址應該是夏都故墟,是最早被叫做「中國」的國家對象。

杜:這會是一個逐步相互促進的過程。為了保護二里頭遺址,當地居民付出甚多,理應得到回報。二里頭遺址考古成果非常豐富,有很多的展示利用潛力與前景。尤其是宮殿區、祭祀區和手工業作坊區的諸多文化遺迹遺物,具有重要的文化、科學價值,也有極好的展示利用條件。因此,即將開放的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和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,將向人們全面展示二里頭遺址文化內涵和價值,也將為當地民生改善和社會發展做出貢獻。

記者:如果二里頭遺址不姓「夏」,那她姓什麼呢?

記者:圍繞「最早中國」是不是夏都的爭論,其實是東西方不同的考古方法論之爭?

目前大家爭論的焦點是證據。「肯定方」認為從歷史年代、都邑地望、文化內涵等方面,推論二里頭文化可能為史傳夏王國之文化遺存、二里頭遺址是史傳夏王國都邑遺墟。而「存疑方」則認為二里頭文化、二里頭遺址尚未發現可自證為夏王國遺存的文字證據——殷墟發現了記載商王名號的甲骨文,成為殷墟是商王國都邑遺墟的最有利證據——因此不宜輕易將現有考古學文化、遺址與文獻記載中的夏王國直接對號入座。

現在,「肯定方」給出的是「推論」;「存疑方」追求的卻是「結論」。

杜:有啊。近20年的發掘面積,合計約1.3萬平方米。新的學術理念與方法開始應用,宮城、井字形城市幹道和工城的發現意義重大。同時對周邊聚落群和歷史環境調查,也進一步凸顯了二里頭遺址的重要地位。目前正在持續進行的宮殿區建築基址的發掘,極大豐富了關於宮殿建築布局、年代、演變之認識,也為深入研究二里頭遺址性質,提供了新材料。

即便其他一些更早的考古學文化被認為進入國家文明階段,也不宜稱為「最早中國」。

伴隨着殷墟和良渚已先後被列入《世界遺產名錄》,二里頭遺址在中華文明和中國上古歷史中的地位及其相關研究成果,越發引人矚目。

記者:這個「最早中國」,規模有多大?

杜:60年來,二里頭遺址累計發掘面積達4萬余平方米,但這隻佔總面積1.75%。經過持續的發掘與研究,目前對二里頭遺址的範圍、布局、內涵、年代等已有基本認識,對其王朝屬性也有大致共識。

記者:如果讓您用一句話,簡單明確地總結對二里頭遺址的判斷,怎麼表達?

杜:不是。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,二里頭文化已是比較成熟的國家文明。遺址的規模、內涵證明它是一代王都遺址。因此,二里頭文化是現知商王國文化之前代王國文化——這是中國考古界的共識。

「最早的中國」 怎樣了?二里頭遺址揭示的人類活動歷史,晚于良渚,又早於殷墟,是研究中國早期國家和文明形態的重要對象,被學者們譽為「華夏第一王都」「最早的中國」。

記者:除您之外,還有多少考古學者也持這個觀點?

1982年至1995年,杜金鵬在偃師二里頭遺址從事考古工作,親歷鑄銅作坊遺址、制骨作坊遺址和祭祀遺址的發掘;隨後又奉調進入偃師商城考古隊。可以說他人生的大半歲月都是在洛陽與鄭州之間的洛河沿岸度過的,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遺址宮殿建築、祭祀遺迹、文化分期、文化屬性、文化傳播和遺產價值等方面。

杜:二里頭遺址是最早的中國,「最早中國」姓「夏」!

杜:是的,爭論的背後,都是對方法論的質疑。比如,考古學文化與歷史學人物事件的對證關聯,是否科學?一些歐美學者強調考古學純潔性、主張就物論物;而大部分中國學者主張透物見人,把考古學納入歷史學範疇。看起來前者似乎更客觀、審慎而科學,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情不同、學術背景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學術理念——由於缺乏必要的歷史文獻記載,許多國家的考古發現是無法與當地古史相聯繫、印證的。而中國在這方面則有得天獨厚的條件。再比如,考古學文化與歷史學人物事件的對證關聯,需要多少、多硬的證據?所謂的「自證」證據——本身的文字證據,在考古學上其實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記者:關於二里頭文化是否為夏文化、二里頭遺址是否是夏都遺址,至今在學術界還存在爭議,而且公眾也都參与了進來,甚至分成了「陣營」?

杜:不會。考古不是算命,除了文字,還需要許多證據來支撐。多重證據相加,現在已經非常靠近肯定的結論了。

記者:「良渚」申遺成功后,「二里頭」越來越受到關注。當地民眾預計會從文化價值中受益嗎?比如會出現目前很火的「國家公園」嗎?

杜:據我所知,支持這個觀點的「肯定方」佔大多數,「存疑方」為少數。這是「夏商周斷代工程」以來的學術現狀。當然,學術問題的爭議不能簡單地以人數多寡論是非。但我自己是堅定的「肯定派」。《中國考古學·夏商卷》和拙著《夏商周考古學研究》皆可為證。

二里頭遺址,寄託了許多中國人對自我認知的需求與期待。中國獨有的、持續數千年的歷史記載,使得中國式考古發掘形成了獨有的實史互證方法,有着成熟的理論體系——殷墟和甲骨文的發現與辨識結果,充分證明了中國歷史記載「所言不虛」;但接下來的情況是,中國考古學者又發現了二里頭遺址,那麼這個「最早中國」,是不是「夏商周」中的「夏」呢?

在許多資料和專著上,都能看到「杜金鵬」這個名字。

記者:如果運氣不好,始終沒有發現文字證據,會影響「最早的中國就是夏都」的判讀嗎?

記者:最新的考古工作,有沒有令人驚喜的發現?

今日关键词:孙杨听证会